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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西南联大之魂
2013-08-07 10:27 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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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西南联大之魂

来源:云南日报 2012-09-28 余斌

  今年适逢西南联大成立75周年暨梅贻琦先生逝世50周年,谨以此文表示敬意和纪念

  一提清华一提西南联大,人们会首先想到梅贻琦(1889─1962),这是很自然的。他是真正的教育大师,是清华、是联大的灵魂。

  梅贻琦(字月涵),天津人。早年两次留美,获芝加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从l926年起历任清华教务长、代理校长和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1931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他从上任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为止的短短五六年间,就奠定了清华在全国高校中数一数二的地位。

  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湘联合办学,名长沙临时大学,一学期后再迁滇,称西南联合大学。至此,遥远的边陲城市昆明迎来了梅贻琦等一批在中国教育界鼎鼎大名的教育家,也为此开创了西南联大的一代学风和教育思想。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广为流传

  西南联大无校长,由蒋梦麟(北大)、梅贻琦(清华)、张伯苓(南开)三位校长组成的常委会主持工作。但实际上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用,他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还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很有些无为而治的风范。但就客观而言,三校中清华人力占优。以刚到昆明的l938年计,联大教授、副教授共161人,清华计83人,占51%。这当然与清华有工科而北大无(南开尚有两个工科专业)有相当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西南联大由梅主事挑大梁,这是可以肯定的,也是适宜的。

  梅贻琦在教育思想上,主张通才教育、民主管理(习惯称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影响极大。他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全校大会上发表就职演说,他仿照孟子的话“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将自己的看法表述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七八十年来被教育界津津乐道,广为流传和引用。

  西南联大精英荟萃,名师如林。教授既要教书,也要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即教授治校。1940年教育部(重庆)颁布训令,要求全国高校统一科目、统一教材,激起联大教师的不满。联大召开校务会议,由教务长主持,全体教授参加,商定抵制策略,通过一份《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再由联大常委会抄呈教育部。呈文由清华教授冯友兰撰写,既义正词严而又文辞雅训。如说:“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又言,教育部乃行政机关,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作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软软硬硬,不乏幽默。函文经梅贻琦过目审订,在“教部今日之员司”处加批:“此段不抄入呈部文中”。因此语暗指在教育部任职的两位清华、北大教授,都是老同事,何必伤了感情,节外生枝。既讲策略又显周详、厚道,毕竟是校长。教育部呢也无可奈何,只好默认联大对相关训令可以变通执行,不了了之。

  西南联大的学生中人才辈出,众所周知。早年蔡元培讲过,“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后来梅贻琦更具体讲:“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校训)的精神和学术自由之环境,短短八九年就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据校史记载,西南联大师生中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共l72人,其中联大学生90人,联大教师82人,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名师出高徒,有好教授才有好学生。但科学、严谨的管理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梅贻琦恰恰把他清华治校严格的规矩带到联大了。清华的规矩,教师的亲属不得同时在本校工作,联大照此办理。中文系陈梦家教授的太太赵萝蕤就被这门槛挡住。赵氏燕京大学本科出身,清华研究院硕士毕业。以赵氏的学历及水准,先从助教做起应不成问题。但当时尚无今日之“双职工”概念,西南联大1938年作出明确规定:本校教职员不得夫妇同时在本校任职。外文系冯至教授的夫人姚可崑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却也未能进入联大,只好去中法大学和军医学院任教,並在同济附中兼课。冯至夫人尚且如此,陈梦家夫人哪能例外。

  再说学生淘汰率,现在不兴了,联大可不含糊。也举个例。联大考试十分严格。有位叫张凤鸣的女士当年就读于联大中文系,比汪曾祺高一班,数十年后回忆考试分数仍然印象极深。她说有一次,一个学生的一门课得了59.5分,影响毕业,还得留校一年重修这门课。这位同学找教务长说情不准,便质问说:“59.5分与60分有什么差别?”教务长回答:“如果59.5分与60分无差别,那么59分与59.5分也无差别,自然与60分也无差别。如此类推,最后零分与60分也无差别了。”真是妙答。联大在昆明八年,先后担任过教务长的有潘光旦等五位教授,实际主持联大工作的梅贻琦也兼任过一学期。人多,无从考证妙答者是哪一位,但梅贻琦兼任教务长时确有一次,一个四年级学生选修l2个学分,却有六个不及格,照章要令其退学,该生就去找梅先生,梅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句:“你把12用2除一除。”学生无言。笔者据校史资料计算,联大学生的淘汰率约为38%,够严格的。

  梅贻琦主持联大,事无巨细都要操心。据郑天挺回忆,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联大同仁生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下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狂徒txt下载,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工作是艰苦的。身为北大教授的郑天挺还讲,当时清华大学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仁生活。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同仁也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一视同仁的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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